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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松云书会  »  【讲习录】汪卫华 | 西方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一般经验(中)
作者:汪卫华

摘要: 亨廷顿把“合理化/理性化”、“功能的分化”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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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课程讲义之(六)


第三讲西方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一般经验

政治现代化三维度

 

亨廷顿的文章里把“合理化/理性化”、“功能的分化”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我们依次作讨论:

 

一、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在亨廷顿看来,君权神授和人民主权是一回事,这一句话就取消了人民主权的意义。他说这个话的语境是,原来我们对于政治权威的认可是不需要论证权威的“合理性”从哪里来的,但现在需要论证了。

 

原来不需要论证,原因是大家都接受基本法至上(fundamental law)。欧洲经验中基本法至上的观念从哪里来?西欧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政治权威是维系在基本法至上的基本观念上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讲西方现代法治观念的起源,讲中世纪的“教皇革命”怎么样促成了基本法至上。伯尔曼给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解释,说rule of law这套观念不是直接从罗马时代继承下来的,中间要经过改造,最后在欧洲中世纪盛期(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才形成近代西方法治文明。法治的核心是基本法至上,因为中世纪时罗马教皇跟世俗的君主(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争夺最高权威,教权和君权之争最后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妥协(最知名的是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也可以参考Bruce Bueno de Mesquita 2000年的文章“Popes,King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s”),未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已开启先声,基本法至上的原则也作为副产品被确立下来。

 

基本法不是制定法,基本法是一套模模糊糊的传统,包括神法、自然法、普通法等等,甚至包括习惯,这些制度安排是混在一起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有很大的差别,不是实在法。中世纪的法律与其说它是法律,不如说它是一套被广为接受的行为规则,许多都不是以成文法方式体现的。那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对照中国的历史经验,法与礼,礼是一套行为规范、行为准则,而且礼不像法那样规定清晰,我们说中国古代礼治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质,看起来没有像法治那样整齐、严谨,但是你会发现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中世纪也未尝不是类似的经验。这里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中国古代的礼治,跟西方传统社会这一套法治,里面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类似的还是不同的?如果是不同类型的,到底核心的区别在哪里?

 

权威的合理化,下一步是要给权威是如何确立的一个说法,让大家能够普遍接受。在今天的政治学中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合法化问题,或者是正当化问题。权力经过正当化,成为权威。请大家注意,亨廷顿用的这个词是合理化,我们今天认为一个权威是否被大家接受叫做合法性/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化与合法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港台学界也将legitimacy这个词翻译成“认受性”,即大家认可、接受,认可接受是不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合理化的讲法从韦伯的法理型权威而来(legal-rational authority),韦伯把理性化/合理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特质,理性化/合理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主导,逐渐转变为法理型权威主导;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有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由所谓价值合理性主导,转向工具合理性主导;国家管理方式上也有理性化,核心特征是官僚/科层制度。就政治现代化而言,亨廷顿在这里没有讲合法化(legitimation),而是讲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实际是延续了社会理论大脉络中韦伯的讲法,权威的合理化方式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转变。

 

但是,这个话题讨论的对象到今天我们倒不妨理解为一个权威的正当性/认受性问题,虽然换了一个词,但是讨论对象本身其实还是一回事,只不过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区别,当我说权威合理化的时候是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对照,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以怎么样的方式组织权威,我们如果换种说法,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依据发生了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合理化。以前的政治权威是不需要论证的,现在要进行论证。亨廷顿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大家,在欧洲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先把欧洲中世纪分散的政治权威集合成一个集权的、单一的政治权威,也就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一个词叫做“绝对主义”,即绝对主义(专制)国家的集权过程。这个是西欧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经验。把这个经验明确了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理解了亨廷顿为什么会强调权威。他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要有能力、有权威,乃至我们给了他一个“权威主义”的标签。欧洲经验是这样的,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国家在收权,进行中央集权,形成绝对主义国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这一个过程,因为它不需要。所以,说来说去,这篇文章给你讲的是“美国自信从哪里来”。美国的这一套制度明明是“落后”的,有美国特色的,但是在亨廷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现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按照西方的模板来刻画目标,但是美国和欧洲是不一样的,美国相对于欧洲来说是落后的,根本没有经过绝对主义阶段的政治“现代化”。

 

后面就更有意思了,亨廷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还敢说美国的制度是落后,到了九十年代似乎政治学主流就“一边倒”地变成了美国的制度(包括三权分立原则)本身变成了世界范围内所仿效的“民主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民主要用美国的模板刻画。以至于像欧洲本身反过来又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原来英国并没有最高法院,现在按照美国的方式来设置最高法院,把原来标准的议会主权(严格说来是“巴力门主权”即王在议会)改成了三权分立,这个变化是一个权力根本结构上的重大调整。政治权力正当化上美国独特的经验根源何在?这篇文章给大家做了很好的解释,同不同意另当别论,但有一点他说的很清楚,美国社会本身的组成方式是有独特性的,这个社会组成方式的独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它不需要像欧洲那样,与前朝划清界限,断裂式地重新论证政治权威,同时也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在另外两个维度上美国经验表现的不一样。

 

二、功能的分化。从涂尔干开始,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现代社会的变化这是基本动力。在政治结构方面也会发生这样的分化。

 

请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到底是功能先分化,进而导致了结构上的变化;还是结构先分化,然后导致了功能的调整?我们通常讲结构功能主义,习惯上认为结构不一样,与之相称的功能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历史的线索来看,从国家、政府权力发展的线索来看,是先产生了某些功能,然后稳定成了某种政治结构?还是说政治结构突然变了,变了之后派生出了不同的国家机构、政府组成部分,形成了不同的功能?明确了这一个逻辑之后,再想一下Merkel 评论的蒂利的那本民族国家形成的文集(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in Western Europe),以及后面我们的没有作为必读要求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你们想一下蒂利的一个概括,国家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战争建构的过程(state making as war making),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是一回事,就是功能发生变化,相应的结构会发生调整。为什么西欧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走了那一个环节呢?蒂利说是因为战争的形态和规模发生了变化,要钱要人来打仗,相应地就要作出一些妥协,这些妥协在封建主和新兴市民阶层之间、和资本家之间一旦稳定下来,就变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安排,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就是这样。

 

我们再往前引申,许田波的书《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比较欧洲的经验和中国先秦的历史,赵鼎新老师对这本书的方法上有很严厉的批评,但是你会看到许田波的解释逻辑是有说服力的。中国为什么很早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国家?政治权威形态会那样安排(中央集权)?是因为它的统一战争在先秦(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发生了,而且战争的规模已经从几千人的战争一下子升级到了双方总计上百万人的规模(即便考虑到夸大其词的记述),在不同的现实需求之下,导致了一系列相异的政治调整和变革轨迹。所以,在结构和功能两者的关系上,一定要清楚,不要把眼睛盯在结构上,真正重要的是功能的变化。而且从结构功能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功能主义的由头最早是从人类学家那里接受来的,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结构的说法是人为的、出于学术便利的需要对于现实世界作的一个勾勒和概括。所以,重要的是功能,而不是结构,功能变了,结构会随之改变。政治结构的分化归根结底是社会生活变得复杂之后,有了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功能出现,相应的政治权力安排、政治结构会随之调整适应。

 

在这个维度上,亨廷顿在这里好好地讨论了一下美国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像蛋糕一块块切的清清楚楚,其中有分化,但是不要过高地估计这种分化,权力和权力之间是相互扯皮的,制度设计中就有了很多相互交叠(overlapping)的地方,而这些交叠的地方恰好是美国制度的特色,也是让它能够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上的因由。

 

三、民众的政治参与。现代化导致了大众流动性的增加,流动性的增加导致了群体之间的分化,有不同的政治参与的诉求,最后是不是能够以相应的制度化框架把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给“框”起来,这个决定了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程度。但是欧洲的经验和美国的经验有什么不同?

 

首先,从历史的进程上我们非常清楚美国的成年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的人数超过成年男性公民的50%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完成了,远远早于欧洲。欧洲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宪章运动开始,一点点地向前推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达到相应的规模。妇女的选举权获得进程就更加缓慢了,到二战的时候才基本上完成。欧洲大国里,法国是最晚完成给成年妇女普选权的。在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共性的地方是代议制度先于大众参与

 

欧洲中世纪有深厚的代议制传统,而代议制并不是跟民主绑在一起的,是跟贵族制度绑在一起,体现的是贵族分享君主的权力来平衡君主扩张政治权威的冲动。代议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中世纪的这个制度本身并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会,法国的三级会议就是这样,到什么时候它变稳定、常态化了呢?在战争规模升级的情况下,君主需要钱,这时候“无代表,不纳税”的观念流行起来,我是纳税人,因此我要参与,我要发声。但是请大家注意,因为是纳税人,所以要参与、要发声,这个观念其实最初跟民主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大规模落实普选之前,这个观念是跟贵族制绑在一起的,欧洲的历史经验是这样子的。再下一步,真正进入民主阶段关键性的标志是普选,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这种扩大也是一步步落实的,首先公民这个定义本身在不同的时代是一步步扩张的,其次公民范围也是一步步扩张的,美国比较快,基本上在十九世纪完成了这件事——只按成年男子来说的话,美国相对于欧洲早一些,美国比欧洲有利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封建社会等级的包袱,开始于比较平等的状态——在美国需要解决的是财产限制和种族区隔的问题。欧洲开始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是要解决贵族制的问题,要把等级先搞搞清楚,所以三级会议是最典型的代议制形式,分三个等级各自开会,怎样将第一、第二等级扔在一边,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这体现了平等的原则在欧洲的流行。这个工作在欧洲是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逐步落实下来的。平等的诉求最终的开花结果,在欧洲就出现了一个断裂性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将平等的原则推广到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这是法国的历史经验和英国的不同之处。尽管在Barrington Moore的那本书中把英美法都看成是同一条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自由民主制度),但具体来说,英国没有经历法国大革命那样,以一种对抗性的、伴随着大规模暴力的政治变革来落实社会平等。

 

英国开始是严格限制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的,它的社会变动和平等原则的落实,是宪章运动之后又用了一百年的时间逐步扩大的结果。英国历史中有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其他国家是难以复制的,它的崛起是伴随着它的殖民过程的,而殖民过程本身一方面是扩大市场、掠夺资源,还有另一个方面,使国内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有了一条持续向外输出的渠道。从十七世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殖民经历,到宪章运动发生时期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的海外殖民基本上稳定下来的时候,社会变革也就自然变得急迫了。法国没有这样的经验,法国在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本身是一个后来者,它的殖民方式和英国也不一样。

 

请大家注意这篇文章中没有触及到的一个话题,我们理解欧洲、美洲的发展经验时,千万不要忽视了它的殖民历史。这个殖民历史对一个国内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果加上德国的经验就更加有意思了,就是列宁当年的解释,帝国主义为什么导致战争?世界市场瓜分殆尽,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没法解决,最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解释今天看来过分“结构化”,并不一定准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力的,尤其是把它转换成一种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

 

所以,民众的参与不只是一个普选的问题,在欧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关注的不应该是参与,而是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的渠道是什么,怎么样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团体,然后再出现政治上的诉求,每个国家怎么样把这些诉求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用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进行参与的途径,这是欧美经验请大家注意的地方。


(待续)

 

参考阅读:

政治发展研究生课程大纲

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上)

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下)

政治发展议题的研究缘起(上)

政治发展议题的研究缘起(下)

西方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一般经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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